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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《周易》与决策的哲学性 廖墨香
发布者:廖墨香 上传时间:2011-02-15
 
   决策是管理过程中的核心,无论是国家职能机构,还是事业企业等单位,他们都必须面对自己“想定”的未来,做出某种抉择,以便在将来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。对国家职能机构而言,如果战略决策失误,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,对一个企业,一个决策的成败决定了这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,这就如同在一条繁华喧闹的大街上行驶的汽车,司机必须随处观察路上的各种变化,并对各种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一样,如果遇到他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,那么就会出现撞车的危险。
从西方管理思想来看,决策是根据经验科学与行为科学所做的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决断,利用各种资讯系统,对于所有的可能性加以评估分析,衡量效益的质与量,再加以选择,这样的过程几乎完全撇除了主观的因素。但是做决策的毕竟是人,人不是思想的机器,而是感情的动物,有许多不同的面,因此,不可能完全实行“理性”决策的模式,实际上如此产生的结果往往不见得切实可行。
相形之下,中国人重视大原则的把握及个人参与,容许相当成份的主观理想,目标与认知融入其中,反而使决策过程更为实际可靠,即儒家所指“立其大者”,这就是在做决策之前,先行确立原则,然后就各种可能加以评估,由于融入主观目标,理想与认知,产生老子所说的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原则性选择,这样的选择不单纯是理性,知识性的,而且是智慧性、整体性的决策。
 
人的思考分为四种不同能力。(1)理性能力:即观察、分析、评估、决断力。(2)情性能力:是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,设心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一种心态。(3)感性能力:是对事物有知觉性的认识,如一叶知秋,由小到大,见微知著的能力。(4)悟性能力:以情感而非理性投入人、事、物,进而掌握趋向核心,理出头绪的能力.此即《易经》所谓“返博归约,由繁入简,直指人心,迎刃而解”。
为使理性能力在决策中发挥实用的效能,必须培养情性、感性、悟性的能力,来配合理性能力,因为这三种能力而产生的是智慧和灼见,而理性能力所产生的是知识、资讯,理性能力与情性,感性,悟性能力互相配合之下,才能产生最好的决策,这也是中国管理哲学所强调的智慧决策。
情性,感性,悟性等内在能力的培养,整合,这是所谓智慧潜能的开发,它必须由契而不舍的教育、训练,自我修养,自我充实才能达成。
 
决策分为“决”与“策”两个步骤,即决定后策划决定的执行。两者互为因果的作用,决定愈坚定,愈能深入策划,反之,策划愈完整精密,决定也愈能确保成功,两者是知行关系也是目标与方法的关系,因此必须密切配合,才能产生决策的作用。
管理是一个从决策到实现决策,到再决策的过程,所谓决策就是寻求一种价值来作为改变环境、改善民生提升生活的一种方案,这一方案必须通过一定时间过程来完成,这就必然牵及到起点和终点的问题,起点和终点之间具有连续性,管理就是一个连续的决策和实践的过程,这一过程可以借用《易经》系辞上的一段话加以描述。
“化而裁云谓之变,推而行之谓之通,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。化而裁之存乎变,推而行之存乎通,神而明之存乎其人,默而成之,不言而信,存乎德行”。
在这里,“化而裁之”说的是管理的开始,有一个整体性的决策。这种决策实行起来,就是“推而行之”。决策实践用之于人就是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”然后对所定的决策,对自己的行为及实践过程做一个反思检讨,并做评估,就是“神而明之,”在此基础上再决策,再实践,取得成功就是“默而成之”。能明察其中的奥妙,就在于人的运用,不必说明就能取信于人,就在于德行了,这就是“不言而信,存乎德行”。
这一过程也就涉及到实际的利益和功能,用《易经》(系辞上)的话说就是“变而通之以尽利”,“变”和“通”结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利益和功能。
 
以上我们通过对《易经》的人文文化的认识,说明决策管理的深层次的哲学意义,即从决策、实践到决策再实践,以达到改善人生,促进人文发展的最高目标。
 
     [作 者:天津南开大学教授  中国管理科学院客座教授]
 
[作者近年来写了多篇易与经济的文章。本篇精短,却论述了东西方不同的管理理念;更从“周易”的“化而裁之”“推而行之”,阐述了经济领域中“决”与“策”,“变”和“通”的关系和作用。文短理明。——耿奎评点]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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